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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为什么成为日不落帝国地理位置对中国影响到底有多大

我写《归因论》,虽然用的都是调侃的语言,但本质上是比照着学术论文的标准,如果你认真看了,你会发现我的每一个引用都是有出处的,讨论的是一个国家成功的关键到底在哪里?中国如何能避开历史上,前人掉进去的那些坑,如何顺利地崛起的问题,因此我不知道为什么还会被人举报?

像我的前一篇文章,《德国为什么会失败,对当下中国发展的借鉴意义》,我们研究了当下的中国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类似的地理位置,相似的经济状况,都是老二被老大打压的国际境遇,在大国竞争中,都是处于被岛国严密封锁的大陆上。

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也是中国无法回避的困境,所以中国海军必须要汲取德国公海舰队失败的教训,是有着非常严肃的现实意义。

如果某些人觉得这也是在抹黑中国,那我真是无语了,地理位置对一个国家到底有多重要?这是地缘政治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我希望这些朋友在看完我这篇文章之后,能够对这个话题有所了解,当我重发前面那篇文章时,也请高抬贵手

本文参考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于少龙的博士论文《地缘政治视角下英国欧陆政策的研究——基于“三个时期”的新解读》,外交学院崔金奇的博士论文,《岛国心理和英国的对外政策》,复旦大学韦宗友的博士论文《制衡、追随、不介入,霸权阴影下三种国家政策的反应》,还有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最后得出了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见解。

甚至一度影响到了我们四川人,在90年代的时候,周边县城里的人,如果知道你是从成都市来的,对方往往会调侃一句,原来是“大英帝国”来的。

但如果我告诉你,大英帝国之所以能崛起,很大程度上是靠命好,可能很多人就不同意了,为什么呢?

因为关于大英帝国,有许多“美丽”的传说,早已深入人心,似乎他们的成功,是因为制度创新的结果,但事实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那不过是以前那些一知半解的公共知识分子们,重复着别人给他们洗脑的话术,靠谱的答案我们会在后面揭晓。

这里我要先提一个人,英国政治学家麦金德,他是第一个把地理位置和国家的竞争能力,做出系统性阐述的人,他和美国海军将领马汉,也就是《海权论》的作者,通过博古论今,告诉了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一个国家的发展,受限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那这是为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欧洲的鱼腩,每个人都可以来分一杯羹,先是凯撒率领罗马大军入侵了英国,屠杀和掳掠了英国本土的原始居民,摧毁了他们的宗教,督依德教。

接下来属于日耳曼人的一支,盎克鲁撒克逊人,在西罗马崩溃之后,又从欧洲大陆入侵了英国,然后是来自北欧的维京人,变成了英国的统治者,最后是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登陆了英国,成为了现代英国皇族的起源。

原因很简单,英国是一个岛国,在农耕时代,它缺乏必要的人力,没有足够的财富,无法和欧洲大陆上的强国进行对抗,所以不论他们怎么努力,甚至哪怕出现了像亚瑟王这种传奇的人物,它在整个西方文明中,也只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

在16世纪以前,英国实际上是法国贵族的一个附属领地,如果它的统治者失去了在法国的封土,他们甚至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这也是英国的国王们,为什么要挑起英法百年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英国在16世纪以前的碌碌无为,其实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这一点和东亚的日本非常相似,在整个东亚的古代社会里,同样是岛国的日本,一直都是一个群众演员。

日本的岛国属性决定了,它既没有能力挑战东亚北方的游牧民族,更没有能力挑战强大的中原王朝,无论它如何学习中国的文化,把自己打扮成唐朝的cosplay,它也没法自强自立。

在进入工业文明之前,日本两次进攻朝鲜,都被来自中国的援军打得满地找牙,分别是唐代的白江之战和明代的万历援朝,结局也和百年战争之后的英国一样,被迫仓皇撤离大陆,最后只能龟缩在小岛上。

只不过日本离中国更远,中间又隔了一个朝鲜,所以它才侥幸,没有像11世纪以前的英国那样,被大陆文明所征服。

就像是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不可能过上王思聪那种穷奢极欲的生活,只是因为你没有王健林这个好爸爸。

比如在农耕时代,中国的地理位置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东临大海,南有未开发的雨林,西有无边的雪山荒漠,只有北边和游牧民族密切接触。

这让中国相对易守难攻,只要防住北边的游牧民族就可以了,同时又由于和北边游牧民族的交往,让中国和世界没有隔绝,不像美洲的印第安人那样,接触不到其他文明的先进技术。

再加上中国还拥有黄河、长江和珠江三大水系,因此非常便于农业发展,所以中国在15世纪以前,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享受了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但是从15世纪开始的大航海,和随之而来的地理大发现,在给世界带来了新的财富来源的同时,也让中国的地理优势,变成了一种地理缺陷。

因为中原王朝不仅仅要对付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同时还要应付来自海上的挑战,中国到了明朝中后期,虽然享受了来自海外贸易的好处,可是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倭寇的袭扰和日本入侵朝鲜,对中国带来的危害,远远大于了海上贸易的收入,这是明朝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清代由于继承了明代的政治制度,也是以农耕为立国之本,因此漫长的海岸线对清政府来说,不是一种财富的来源,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从海上带来的那点收益,远远无法弥补,防守它所需要的巨大成本。

清代最大的威胁,一直来自于西北方向,从清朝建立一直到清朝灭亡,在新疆的用兵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先是对付准噶尔人,然后又是频繁的叛乱,还有中亚国家的骚扰,最后又是俄罗斯的威胁。

这些连绵不绝的战争,耗空了清政府的国库,因此整个清代,只能在东南沿海保持防守的态势,无法在海上有所作为,这不仅仅是因为文化和制度上的自我局限,西北战事所带来的沉重的财政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此在清代末年,左宗棠和李鸿章之间,为了要不要收复新疆而爆发的海防和陆防之争,本质上就是由于这种地理困局所造成的。

大清王朝最终花费了数亿两白银,平定了西北的叛乱,收复了新疆,这个巨大的开支让国家从此财政紧张,背上了沉重的外债,一直没有缓过气来,因此清王朝无法再筹集足够的资源,去建立一支更强大的舰队,在海上彻底压倒日本。

北洋舰队在后期战力下降,本质上还是财政吃紧造成的,这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所以从15世纪的大航海开始,中国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

可是对于像英国这样的岛国来说,大航海则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让他们终于有了阶级变迁的可能。

不过在大航海的早期,英国并不是一个受益者,因为在欧洲南端,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的地理位置更好,近水楼台先得月,新大陆带来的财富,铸就的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其实是西班牙。

大和法国的三级会议,本质上是换汤不换药,都是封建时代,国王和贵族之间斗争的产物,至于议会制度,荷兰的联省共和国则玩得更好。

客观地讲,都铎王朝时期,也就是那个特别喜欢砍自己老婆头的亨利八世,还有他的儿子女儿们,爱德华、玛丽和伊丽莎白,一直追求的都是封建集权。

所以千万别说是政治制度改变了英国,因为从1588年,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的英格兰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到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砍头,以及随后的护国公克伦威尔独裁,查理二世复辟,直到1688年的詹姆斯二世倒台,英国在内战和专制制度之间,又整整折腾了100年。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已经取代了西班牙,成为了欧洲第一海上强国,所以说英国是靠制度成功,纯粹是扯蛋。

我们今天所津津乐道的,英国的君主立宪,民主议会制度,都是英国已经崛起了以后,才发展出来的。

在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英格兰之前,海战战术,实际上已经一千多年没有变化过了。

自从公元前256年,罗马人发明了“乌鸦”,也就是装在战舰上的一个吊桥,利用它强行登上对方战舰,把海战变成陆战来打,陆上强国就再也不怕海上强国了。

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就是这种战术的巅峰,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异母兄弟唐·胡安,率领28,000名欧洲联军,乘坐200多艘战船,对战阿里帕夏率领的奥斯曼帝国舰队3万多人,300多艘战船。

这场战争虽然名为海战,但实际上是站在甲板上打的一场陆战,双方的战船在短暂的冲撞和炮轰之后,就在火枪和弓箭的掩护下,立刻互相登船,进行肉搏战。

火枪更猛,胸甲更厚,长剑更锋利的西班牙人最后占了上风,赢得了这场史诗般的胜利。

因为在东亚也是如此,只要海战的决胜方式还是登船肉搏战术,清朝作为东亚最强大的陆上王国,自然也就能打败孤悬海外的郑氏家族。

因此当信奉新教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砍了天主教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头之后,早就对英国海盗的骚扰,感到不耐烦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派出了史无前例的无敌舰队,浩浩荡荡地奔赴了英格兰。

假如英国人这时还是固守传统,和西班牙人打传统的登舰战的话,没人是西班牙人的对手,英国的下场和明末清初时的台湾不会有两样。

但以德雷克为首的英国海盗们,无意中改变了历史,之前他们为了追上西班牙运送金银的盖伦大帆船,已经对传统的盖伦帆船做了改进,他们的船速更快,操纵更灵活,火炮更猛,射程更远。

所以他们不再和西班牙人打接舷战,而改成远距离的炮轰(不和你肉搏只和你远战),虽然在初期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但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进步,海战从此变成了战舰机动力和火力的比拼,而不再比双方的肉搏能力,人力不再是决定性因素。

因为这场军事革命,岛国最大的弱点,孤悬海外,变成了一个最大的优势,只要它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它就是绝对安全的。

而在此之前,传统的海上强国,都是沿岸的大陆国家,比如之前的热纳亚、威尼斯,还有后来的法国和西班牙,他们的弱点则暴露无遗,因为他们必须同时对付陆海两方面的敌人。

所以虽然初期的英国,绝对实力不如这些国家,但它可以集中资源发展海军,因此它反而占了优势。

再加上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海上带来的财富可以和陆上的财富相匹敌,拥有制海权的英国,自然就脱颖而出。

道理也是一样,在战争之后,日本和中国都经历了激烈的内战,但是日本不像大清,要去对付西北的叛乱,收复遥远的新疆,防备北边的俄罗斯,南边的法属越南,西南方向上的英属印度,还要保卫朝鲜,没有陆防和海防之争。

因此日本虽然总体资源不如大清,但没有这些后顾之忧,它能用在海军上的资源,并不比大清少,所以最终能在海上击败大清,赢得了甲午战争的胜利。

至于其他的,那不过是顺势而来的锦上添花,这就像我们看那些成功者的自传一样,他们往往会掩盖他们成功最关键的运气成分,而更加卖力地吹嘘他们所谓的“美德”,误导了后来的那些人。

所以我们读名人的传记为什么不能成功?因为他告诉你的那些成功因素,其实都不是关键。

第一件事,就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控制了关键的海运通道,马汉在写海权论的时候就提到,英国之所以能变成日不落帝国,就是因为他们控制了直布罗陀,新加坡,埃及和南非。

所有通往欧洲的关键海运节点,全都在英国人的掌握之中,因此所有欧洲国家的命运,都受制于英国。

第二件事,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欧洲的团结和统一,因为只要欧洲国家处于分裂和对峙之中,他们就没有能力同时建立一个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也就不可能挑战英国对世界的控制权。

其实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明白,日本后来为什么能击败沙俄,成为亚洲第一个脱颖而出的国家。

因为甲午战争的胜利,让日本拥有了朝鲜和台湾,整个东亚大陆都被他死死地封住,它可以来去自由,但是俄罗斯在旅顺和海参崴的舰队,就必须通过日本所控制的对马海峡,才能实现战略调动。

按照马汉在海权论里的说法,如果一方掌握了关键的海上通道,另一方即使在军舰数量上略有优势,也是必败无疑的。

因此国土东西之间没有海上通道,被迫绕了半个地球远征而来的俄罗斯舰队,最终也必须通过对马海峡,才能到达海参崴,战略意图可以被日本人预判,注定了只能自投罗网。

德国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它的公海舰队碌碌无为,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舰队实力不如英国,更重要的是,它在地理上的这种缺陷,英伦三岛正好封住了北海和波罗的海所有的出海口。

因此在15世纪以后,岛国之所以能先后都崛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海战方式的改变,让岛国拥有了对大陆国家的压倒优势。

我们有漫长的陆地边境,东北边有朝鲜半岛,北边有俄罗斯和蒙古,西边有中亚五国,西南边有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南面还有东南亚诸国。

俄罗斯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真正的朋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不管亲的穿一条裤子,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始终让他们有失去空旷的西伯利亚担忧。

巴基斯坦虽然现在叫做巴铁,那只是因为他们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印度,但从文明的角度来讲,双方的根基并不牢固。

而东南亚国家在内心深处,也害怕中国的影响力太大,所以他们会尽量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寻求平衡。

同时要和这么多国家搞好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陆军。

而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我们越来越依赖海上贸易,但是我们的海上环境却异常的恶劣。

在黄海和东海,我们和韩国和日本有邻海或者领土摩擦,还有孤岛没有回归,在南海,我们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都有重大领土分歧,这些都是我们现实或潜在的对手。

但这么严峻的地缘政治态势,注定了我们会面临之前所有的大陆国家,所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要想在陆上和海上同时领先,都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更何况,我们现在最大的对手是美国,而美国在本质上也是一个岛国,所以它的对外策略,注定了也会像当年的英国一样,要竭尽全力地压制,在欧亚大陆上冒头的任何一个陆地强国。

美国掌握了世界上所有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它可以封锁中国,进攻中国,但是我们没办法反击美国,至少在常规战争中,它离我们实在是太远了。

再加上美国作为一个岛国,它周边的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很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国家,世界上主要的强国都离它十万八千里,所以美国和我们这个世界主要的玩家之间,没有不可化解的冲突。

这让它可以不用付出太大的代价,随时调整自己的战略,就比如70年代美苏争霸的关键时候,它可以突然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一样,最终改变了美苏之间的力量对比。

而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国家,我们必然和很多国家之间有领土纠纷,历史的包袱实在是太沉重,要想用很小的代价去解决这些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就像当年的德国,没法解决它和法国之间的矛盾一样,它不可能把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占有的阿尔萨斯和洛林退给法国,所以就只能是永远的世仇。

同样我们也不可能把藏南让给印度,把让给日本,把西沙让给越南,把黄岩岛让给菲律宾,即便是外交上的暂时友好,也改变不了这些终极矛盾。

因此中国一旦和美国交恶,很容易陷入一战前德国的困境,一个人带着两三个不争气的小弟,去挑战全世界,但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无论是按照传统的地缘政治学说,还是海权理论,或者以往的历史经验,说句老实话,如果还是在过去的赛道上,我们很难斗得过美国,这就像当年的英法之争,英俄之争,英德之争,还有美苏之争,地理上的优势很难被逾越,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当然我这么讲,很多朋友又会不开心,但是如果连事实都不承认,我们又怎么能谈得上爱国呢?

更何况我讲出了这些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机会,因为就像英国的崛起,地理位置的弱势和优势,也只是某一个技术条件下的产物,并不是不可以逆转的,那么中国要如何才能改天逆命呢?

我们还是要从英国的崛起过程,来思考这个问题,英国人把岛国从一种地理劣势,变成一种地理优势的过程中,他们做对了三件事:

第一,通过军事创新,改变海战战术,让英伦三岛不仅仅有了自保的能力,同时把大国争霸的战场,从陆地转换到了海上。

第二,抓住了欧洲海上贸易,从地中海和波罗的海,转向大西洋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迅速的致富。

其实你细想一下,中国现在所处的历史机遇,和当年的英国非常相似,也是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互联网的兴起,改变了全世界的贸易方式和人们的生活习惯,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所有的传统科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的所有缺陷,都是站在工业时代的角度,从海权至上的视角得出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大国竞争的方式,是不是有新的赛道呢?

因此在下一章里,我们还要更深入的继续讨论英国的崛起,它是如何一路超过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西班牙和法国,压制了沙俄,击败了德国,同时还要仔细的研究一下,英国是如何统一了英伦三岛的。

要知道英国正式踏入大国竞争,是从1588年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开始,但是英格兰正式统一苏格兰,却一直要拖延到1707年。

英格兰在历史上,迟迟拿不下苏格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超级大国,西班牙和法国的干涉,这和我们问题所面临的难题,其实是非常类似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更应该好好的研究英国成败的教训。

从地理位置上来讲,我们更类似于一战前的德国,从历史机遇来讲,我们更像1588年前的英国,如何避免掉入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坑,走上日不落帝国的成功之路,就是我们下一章要讨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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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两名成年男女网上约定自杀 网络弊端引发思考

据英国《每日邮报》7月1日报道,去年9月,英国两名成年男女通过网络订下自杀约定,并在埃塞克斯郡的布伦特里地区的一辆轿车里自杀身亡。

这两人分别是来自埃塞克斯郡的现年34岁的乔安娜·李和来自西约克郡的35岁的斯蒂芬·兰布,自杀前,他们曾在网上有过大量的邮件交流,讨论了自杀的细节,包括在哪里会面以及怎样了结生命等。今年7月1日,埃塞克斯警察局探长理查德·托马斯在该郡法院的陪审团前公布了这些邮件。

托马斯还指出,经过调查发现,去年9月19日晚,身为卡车司机的兰布驱车200英里(约合321公里)到达布伦特里附近的斯普林伍德工业园,与李小姐在此会合,随后两人在兰布的车内实施自杀,直到次日上午工作人员才发现他们。据信,他们在自杀那晚是初次会面。

9月20日上午8时后不久,接到消息的消防员、医护人员和警察赶到工业园区,发现那里停着一辆泊欧宝轿车,上面写着“警告:有毒气体”的标示语。卫生防护局派出的一个防化组用数小时清除了有关安全隐患后才打开车门。

而后的尸检结果显示两人为中毒死亡。验尸官卡罗林·比斯利·默里说,他们是自愿行为,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的证据。她还指出,互联网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利的,不过当前的发展趋势是“令人忧心的”。

李小姐的妹妹尼古拉和兰布先生的爸爸梅尔文出席了庭审,但在离开时没有发表任何评价。兰布先生的家人说,他们没有感觉到兰布有什么精神问题。李小姐则长期以来遭受着抑郁、自卑和厌食的折磨。

有分析人士表示,这起案件凸显了一些网络论坛的危险性。这些网站将脆弱的人聚集在一起,如果不是这样,那些人或许就不会动自杀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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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决策统一:英国的协同政府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兴起,企业管理理念被引入到公共部门,分权式管理对原有的高度集中的等级组织结构形成了冲击,公共行政效率得到了有效提高。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却忽视了部门之间的协作,带来了公共服务碎片化的困境。这种碎片化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部门之间缺乏沟通,部门在对公众诉求做出反应时各自为政;公共服务项目之间存在冲突,不同部门的政策目标不相统一,或者是尽管政策目标一致,但是政策执行却相互拆台,公职人员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更多考虑的是部门利益而非政府的整体利益;公共服务项目之间存在重复,不同部门提供了相似的公共产品致使行政成本上升。碎片化的制度结构和缺乏合作的决策机制使协作性、整体性的公共行政和公共决策举步维艰,对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产生了不利影响。

英国也陷入了同样的碎片化管理困境,各个部门共同改善公共服务变得困难重重。1997年,布莱尔出任英国首相。为应对公共服务分裂化、政府机构人员膨胀、经济低迷、信息技术发展等多重挑战,政府正式启动了协同政府改革。

为推动协同政府改革,英国发布了《现代化政府白皮书》,旨在为英国建设以协同政府为主题的现代化政府提供新的战略框架。应当说,英国政府试图要解决的问题是多重的,例如要实现政府跨部门合作、重新定位政府部门的职能、整合公共管理的流程、更加便捷地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等等。要实现上述目标,协同政府改革给出了一条清晰的路线图,那就是将公共决策的统一与完善作为改革的首要目标。协同政府理念的基本观点是:碎片化管理的困境无法通过相互分割的政府部门来实现,也不能依靠设立新的“超级部门”,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围绕统一、特定的政策目标,在不打破部门界线的情况下进行部门之间的协作。为了促进公共决策统一,布莱尔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重组组织机构,界定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和权限。随着协同政府改革的深入,英国政府将一些功能相同或相似的部门进行重组。同时,政府加大与第三部门的合作,建立了一些以社区为基础的机构。英国政府认为,要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使公共决策具有统一性和战略性,前提就是要对各部门的职能有明确的定位。为达到这一目标,英国对各部门的战略管理提出建议,强调各部门都需要围绕协作的项目进行重组,将公共决策和政策执行统一起来,提供整合的公共服务。

成立综合性决策机构。英国政府成立了若干促进各部门合作的跨部门组织,这些新成立的组织中具有战略决策性质的占到很大比例。综合性机构直属首相办公室或内阁办公室,主要处理跨部门的公共事务,提供需要部门之间协作的统一决策。例如,1997年12月英国政府设立社会排斥工作组,这一跨部门的综合机构隶属于内阁办公厅,直接向内阁办公厅主任和下院秘书长负责,主要功能是制定跨部门的协同政策来解决贫困和社会排斥问题。与社会排斥工作组相类似,英国政府还先后成立了妇女中心、政策中心、绩效与创新小组等综合机构,以促进政府的决策统一。

为各部门设立绩效目标体系。英国财政部在1998年公布的《全面开支评议》白皮书中提出了公共服务协议框架,具体做法是财政部与其他政府部门签订公共服务协议,对各部门约定以效率和效益为标准的绩效目标,并与财政投入相挂钩。通过签订公共服务协议,各部门有了更加清晰的绩效目标,各部门的战略方向与政府的战略方向更加统一,各部门的目标设定也具有了一致性。

除了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英国政府还通过建立更加开放的协作机制来提高公共决策的质量。

注重与私企、智库的合作。英国政府在设立综合性机构外还设立了一些特别委员会,职能类似于综合性机构,但并非常设机构。特别委员会一般是为了某一类特殊的政策问题而设立,目的是为政策制定进行各方意见咨询,其成员有的来自公共部门,有的来自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研究团体等。

在地方治理中引入协作机制。英国政府强化地方政府的功能,促使地方政府提高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能力。2001年英国出台“地方战略伙伴”计划,强调在地方层次将政府、私人部门、社区等不同部门联合起来,尽量消除各地方治理主体之间的界限,以形成更加协同的治理模式。

开展公众咨询。英国成立了数量众多的“公民咨询团体”,为公众提供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特别在地方政府层面,大量地方政府咨询团的建立使公众参与成为协同政府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利用当地的智力资源来提高政策质量。

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信息技术不仅可以用于收集、分析资料,还可以运用在政策制定的交流过程中。通过信息技术来建立政策讨论支持系统、会议管理系统等技术支撑体系,英国得以更便捷地进行部门决策的协同。

继英国协同政府改革后,类似的改革迅速在西方国家展开。例如,新西兰、澳大利亚提出建设整体政府的目标,美国、加拿大的地方政府也进行了相似的改革。协同政府作为一种政府改革实践,也成为了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理论,并发展出协作性公共管理、整体政府、网络化治理等新理念。英国的协同政府改革作为世界范围内跨部门协作的典型案例,其改革脉络极其鲜明,成效也颇为显著。

将决策统一放在最重要位置。要消解部门分割的碎片化管理困境,可以采取的途径有许多种,比如组织重构、预算整合、政策目标分享、信息共享等等,这些途径都是进行协同的有效方式。英国的协同政府改革紧紧抓住决策统一这一核心目标,以促进公共决策的统一与完善来统筹改革的各项具体措施,使改革具有了极强的目标导向和可操作性,使各部门在制定和执行统一的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加深了相互间的协调和妥协。

构建了三个层次的协同体系。协同政府旨在消除部门主义的弊端,注重政府间的整体性运作,是促进政府从破碎走向整合的管理模式。为了给公众提供统一的公共政策和无缝隙的公共服务,协同政府改革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协同体系。一是政府组织的功能协同,整合了功能相似的部门,成立了综合性机构来进行统一决策;二是不同治理层级的协同,通过加强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的能力,整合了部分中央与地方机构,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协同机制;三是公私部门的协同,政府与市场、社会有了更多的关联,公私合作得到了有效促进。

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政府的作用是掌舵而不是划桨,而协同政府改革则在一定程度上主张政府的回归。英国的协同政府改革建立了多种合作模式,但这些合作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是由政府提议和推动的。此外,为了改善公共政策的提供,英国运用了很多制度化的方法来加强首相权威与核心部门能力,中央的权威由此得到提升。中央权威的提升能够更有力地保障中央协调各部门的能力,使中央的政策议程不易被部门主义所削弱。

建立了开放的决策体系。通过重构政府组织、加强政府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加强政策制定的公众参与,英国的协同理念显现出开放、包容、多元的特点。随着公共事务联系的广泛性不断增强,地区间、组织间、部门间的相互依赖也在不断增强。打破科层制的严格界限,根据现实情况不断开发新的协作模式,是处理复杂公共事务的有效途径。

当然,英国的协同政府改革还存在一些难以避免的问题,比如政策执行的碎片化、过多的绩效目标带来的繁冗的官僚程序、地方政府自主权的不足等等。但总体看来,协同政府已成为西方政府改革的一种国际性思潮和新趋向,促进了西方政府从新公共管理运动向后新公共管理改革的转向。